胡適認為：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領政的偉大。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他在《新月》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其實是「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精彩戲碼。然而，這個時候的他，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他說，日本是現代化其表，而封建其實。反之，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其實是最徹底的。在另一方面，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只是一部寒傖史。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的全卷。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刺蝟心的矛盾以外，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以及他在抗戰、冷戰時期的曲筆。更重要的是，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已經味同嚼蠟，索然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