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是與世界平行發展的文明。它在流動、交流與碰撞中，逐步形成。重新理解中國，也重新理解世界。
 
長久以來，中國歷史經常被描述為一條綿延不絕的文明長河：王朝更替、文化傳承、疆域擴張，彷彿一個自古延續、內在一致的整體。然而，當我們將視野放回世界，這幅歷史圖像便開始展現不同的樣貌。
本書從世界史與文化交流史的視角出發，結合近年考古發現、DNA研究與國際中國史研究成果，重新思考古代中國的形成。歷史上的中國，始終與周邊世界保持著密切互動。人群遷徙、文化交流、宗教傳播、制度流動，以及不同地域社會的交會與融合，共同塑造了古代中國的歷史樣貌。
甘懷真以多年深耕的「天下」概念為核心，重新詮釋古代中國如何在持續的流動與連結中，逐步形成一套整合多元人群與廣大地域的政治秩序。閱讀這部古代史，關注的不僅是王朝的興衰，更是人群如何遷徙、制度如何建立、文化如何交流，以及不同力量如何共同推動歷史的演進。
當全球化與地緣政治再度劇烈變動的今日，重新觀看中國，也是在理解我們所身處的時代與未來，開啟更寬廣的歷史視野。
 
 專文推薦陳正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本書是甘懷真教授欲成「一家之言」的宏觀通史著作。與其說它是為了呼應近年史學界關心的主題—「何謂中國」，不如說它是在幾個學術史與現實關懷的契機下，甘教授融合其數十年研究與教學的知識心得，所勾勒的中國古代史圖像。
　　本書有幾項鮮明特色，讀者自可清楚認識到。作為推薦序者，筆者以下略述其概只為綴點本書，以為擊節幫襯。本書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特色是強調中國歷史中的族群遷徙與文化變動—「我們都是移民之子」。在秦朝建立之前，族群的遷移或萬國的合作與競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因緣。上世紀初傅斯年、丁山等許多學者借助考古與文獻材料企圖說明「中國」歷史中族群的起源、分布與遷徙。近年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加，此一主題更顯熱鬧。甘教授以「小群」遷徙的概念，來解釋中國上古複雜的人群移動與連結。本書不以描述為能事，而兼涉概念化的工作，「小群」是其中一例。這些概念化成果可以幫助讀者快速掌握歷史圖像的梗概與精神，具有畫龍點睛的功能。「小群」遷徙暗示族群遷徙的頻繁與「非事件化」，即便是「鮮卑大移民」，「其實態仍是無數的小群移民」（頁304）。基於小群移民概念，一部中國歷史就是移民移居的歷史；族群的混雜性與流動性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特色。
　　第一項特色發展出另外兩項相關聯的特色。一是拒絕本質化的歷史，二是挑戰傳統農業文明的中心論述。認為中國歷史淵遠流長、不間斷、具融合力、包容性等等的史觀所在多有。這些觀點包含相當程度的理據，但它們也常常暗示中國歷史就是上述特色最終所形成的文化。論者很容易從結果反推，認為那些造成中國歷史得以綿延不斷的因素，就是中國文化的本質。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反省了這種本質論。其中一個常見的文化本質論認為中國文明是儒家農業文明，而其對立面就是夷狄游牧文明。作者明顯反對此種「孟子式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見解，甚至認為游牧族將軍事、工藝組織、商業技術帶進農耕定居的中國（頁116）。農業文明、儒家與漢族經常被認為是高度互依的三個中國歷史關鍵元素，本書同樣拒絕將這些元素本質化，視為中國歷史之所以如此發展的關鍵因素。
　　本書另一大特色就是用現代語言與概念「轉譯」古史。此一特色自然與作者擅長將歷史概念化有關，例如作者認為，中國一直與外族／世界互動，一直是世界中的中國；例如說在十六世紀開始的全球化之前，中國已經參與了好幾波的「全球化」，如絲路世界；例如使用官方或國家「資本」 一詞，用以代表農業生產或貨幣；例如用「工場」一詞來表示邑裡頭的手工製作坊，或更大鑄作生產場所，抑或是農業生產場所，例如「戰國國家體制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於國家缺乏足夠資本興建官營工場。」（頁162）歐洲現代史學的發展已經超過三百年，而其方言文學的發展更超過了六百年，歐洲史學已習慣且嫻熟於以現代語言闡述中世紀以及古希臘羅馬的觀念與歷史。相對而言，中文世界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的大學生、碩士生在學習寫研究報告時，依舊需要引述長篇的文言文、金文、銘文，擔心每個翻譯都會變成轉譯，都會將辛苦蒐集來的資料，甩出歷史軌道之外，成為現在主義者，成為了反歷史主義的時代錯置。比轉譯更進一步的是甘教授常常有以現代情境替換古代史實的神來之筆，例如在提到春秋時代的工場時，他就舉例莊子曾任「漆園吏」，「是國營工場的管理員」（頁119）。以現代語言、概念、情境替代古史中的記載以及語彙，很容易將古遠的歷史拉到我們當代的生活情境之中，拉到讀者日常語言可以快速認知的框架之內，並且因認知的親近而得到共鳴，但這不能僅僅視為通俗的降階手段，有時也是文化接續的必要方法，只是使用是否得當，取決於創作者對於古典（文）與今情的掌握能力。
　　現代情境是這本書背後的一大關懷。作者在導論中談論中國的再度崛起，此一契機應該是引發他重新理解整個中國歷史長河的濫觴。這引出我想指出的本書最後一項特色：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談論中國朝代的興衰。甘教授一方面發揮他研究多年的天下禮制、儒家宗教等維繫統治正當性的中國史特色，但書中發揮最力，暗示真正影響或造成歷史變動的力量是經濟組織與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例如說秦朝亡於在軍農合體的「工場」管理不當；《四民月令》目的在於建構倫理的共同體，其理想的「莊園不僅是生產單位」，也必須是倫理的共同體；東漢末年黃巾之亂的目的在於儒教國家所建立的「唯利是圖與貪婪的人間」等等，貫串本書。尤其是在〈第一講〉中，甘教授認為清朝中期之後的衰敗主因之一，肇於當時世界資本以白銀形式進入中國，實施銀本位的中國卻缺乏有效的政府與金融秩序，「放任……士紳與幫派去掌握經濟，……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兩個世界，富庶的市鎮與貧窮的農村」。（頁26—27）無論讀者是否完全同意書中某些局部論斷，但對於本書的宏觀視野以及啟發，應該都會異口同聲表示認同。
　　承蒙懷真教授與聯經蕭遠芬總編輯青睞，囑文以附驥尾，是為序。
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延伸閱讀
《【再訪古代中國】卷一　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杜正勝／著
《【再訪古代中國】卷二　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杜正勝／著
《【再訪古代中國】卷三　齊民論：政治經濟與家族》，杜正勝／著
《【再訪古代中國】卷四　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杜正勝／著
《【再訪古代中國】卷五　非漢世界：草原西陲與東海》，杜正勝／著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仁宇／著
《一統與多元：中國主權的邏輯》，彭麗君／著，艾加／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