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戰爭會帶來多麼駭人的破壞與命運，對於人類本身其實無法造成任何實質影響。戰爭已經結束。特攻隊的勇士已經淪入黑市營生，遺孀已經為了那全新身影而重新燃起希望，不是嗎？人並沒有改變，只是回歸人性罷了。人就是會墮落，不論義士或聖女都會墮落。這不但防堵不了，防堵也無法拯救人類。人就是會這麼活下去，人就是會這麼墮落下去。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方便的捷徑能夠拯救人類。──坂口安吾〈墮落論〉

　　我無賴，故我自由。

　　生歷經明治維新與西化榮景凋敝殆盡的敗戰社會，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坂口安吾與眾人熟知的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面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他們致力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不同的是，坂口安吾的寫作向度更廣，從隨筆、文學評論到小說（甚至推理小說）皆有代表作，多產而博學，常有驚人之語。

　　一九四六年，即日本宣布戰敗翌年，在短短的四月到十二月期間，坂口安吾連續發表〈墮落論〉、〈天皇小論〉、〈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出嚴厲控訴，向日本國民高呼，「那些什麼政治的救贖，全都膚淺之至、愚昧至極」、「日本承蒙天皇解救，才得以脫離終戰的混亂」根本是一派謊言，進而主張「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宛如朝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原子彈。然而，這些看似無賴的叛逆文章，旨在提振日本人身而為人的信心。早在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泥淖，全民疲憊痛苦，卻不知如何停止這場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之時，洞燭先機的坂口安吾即發表〈日本文化之我見〉，重力批判「民族性」，以及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因此當他大不敬地宣稱「如果我們需要佛教，那麼僧侶是必要的，寺廟是不必要的。就算京都或奈良的寺廟盡數燒毀，也無法撼動日本傳統一分一毫」，他其實是在鼓勵日本人，發起一種有自覺的、「政治不正確」的反向抵抗。